作者：高航 付海晏

来源：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

当下，从武汉蔓延开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正肆虐神州大地，这场来势汹汹的传染病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日常生活。纵观整个近代，瘟疫等传染病对国家、社会和人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。

疫情防控期间，湖北武汉的环卫工人正在对社区进行消毒。图片来源：中国新闻图片网

从明末到民国，瘟疫的发生频次总体呈现增长的趋势。有学者认为，近代以来的瘟疫呈现出几个特点：频率更高，规模更大；从内地向边疆扩散；瘟疫发生频次与社会经济正相关；受境外瘟疫的传播影响较大；晚清以来，国家对瘟疫的控制力度越来越大。大灾之后多起大疫，普通百姓往往遭遇天灾与瘟疫的双重夹击，生活苦不堪言。在种类繁多的瘟疫中，最为严重的当属鼠疫和真性霍乱。

明末战争导致人口大量锐减，为鼠疫横生提供了温床。在瘟疫救治过程中，明朝政府态度消极，举措不力，这也为王朝的覆灭埋下了祸根。到了清代，社会逐渐稳定，鼠疫的数量和规模有所缩减，但其他各种传染病依然困扰着广大人民。晚清太平天国运动兴起，鼠疫又复猖獗。到了民国时期，北方地区鼠疫依旧高发，屡扑屡起，几乎与整个民国时期相伴。

真性霍乱是来自境外的传染病。嘉道以后海路渐通，一些新型的传染病也随着商路进入中国。不同于中国本土的霍乱，真性霍乱最早起于1820年，该病自岭南出现后迅速传至江南，绵延数载，造成大面积的人口死亡。民国时期烽火连天，自然灾害频发，瘟疫灾情也久难根除。1931年南方暴雨，随即引发洪灾，紧接着1932年出现了全国性的霍乱疫情。到了1946年，全国性的霍乱再次流行。由此可见，只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强有力的政府，才能从根本上应对瘟疫的肆虐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如何在千疮百孔的祖国大地上应对瘟魔，成为当时政府的重点工作。其实新中国的防疫经验渊源有自，无论在长征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，革命领导人都很重视防疫工作，陕甘宁边区曾成立防疫工作委员会，专门应对各类传染病。解放战争时期，虽然人民解放军自北向南纵深作战，但由于防治措施得力，军中几乎从未出现疫病流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也很重视传染病的防治，最终消灭了天花，鼠疫也几乎在九州大地上绝迹。

进入21世纪，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瘟疫便是2002—2003年间的“非典型肺炎”。在这场疫情中，虽然初期出现了扩散和个别的瞒报现象，但在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后局面迅速扭转，并未出现大规模的传播或人员伤亡。经此一役，我国的卫生防疫机制和治理体系更加有效化、透明化。

2003年6月20日，小汤山医院的最后一批非典治愈者出院时与医务人员深情告别。图片来源：新华网

如今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，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、法律法规等，是一整套紧密相连、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。而应对瘟疫的疫情防控制度，自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题中之义。那么，如何借鉴近代以来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疫情应对经验，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？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。

第一，国家治理重在国家，疫情出现时需要由政府方面的专门机构进行治理和防控，而专门机构需要专门人才管理，其背后的制度保障则是现代化的卫生防疫体制。1894年鼠疫在中国大范围流行，疫情中心是香港和广州，此次瘟疫中传统的救治理念和西方的卫生行政观念发生了剧烈冲突，推动了中国各地的检疫制度和现代化卫生防疫体制的出现。

1910年10月，中俄边境上的满洲里爆发鼠疫，并沿着铁路线迅速传播，东三省形势严峻。由于日俄战争后两国均在中国东北扩张势力范围，因此清政府格外重视疫情，以免成为外人染指干涉的理由。当时的外务部直接管理此事，命深具西学背景和专业知识的伍连德前往东北应对疫情。伍连德到任后，在东三省总督锡良等地方官员的配合下，先对疫区进行隔离消毒，将受疫城市划分为数区，限制潜在人群的活动，并破除成见将因疫身死的尸体焚毁。此外，东北地方政府还对外阻断交通，封锁水陆路径，限制人口流动，防止鼠疫病毒向全国蔓延。到了1911年春天，疫情已基本稳定，随后在奉天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上，伍连德代表中方报告了防控鼠疫的经验。清末的这场鼠疫防控意义重大，昭示着现代化的防疫制度开始在中国正式出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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